写过读书报告的都知道，读书报告，简言之，就是读完书之后的心得报告，是阅读者系统的收集、统整、研读与创作主题相关的各种材料，经分析、归纳、提炼等思维活动，提出个人见解和观点的文字作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读书报告范文,欢迎大家参阅。

　　第1篇:读书报告——关于科层(企业)管理困境的探讨

　　对于作者盖瑞.J.米勒(GaryJ.Miller)知之甚少，只了解其为美国华盛顿大学St.Louis分校John M.Olin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相比作者而言，译者信息较充足。韦森，原名李维森，1953年10月5日生，汉族，籍贯山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20xx年与王勇、赵莹、高笑梅、季虹等合译《Mangerial Dilemmas》一书，并名为《管理困境——科层政治经济学》。

　　这是一本由一位当代政治学家所撰写的“企业内部的经济分析”，是一本为学术界和管理界所撰写的非同于“管理经济学”的“企业经济学”。这是一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科层(企业)之存在理由、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及其困境的理论性著作。

　　一、科层

　　自从资本主义市场发展以来，市场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评论：“自由市场是无形的手”。市场看似自由、杂乱，但是竞争性的市场会有效地地配置资源。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自身缺陷和外在不足，它也有它自身难以弥补的缺点——那就是市场失灵。(正文P37-39)

　　以下详细介绍市场失灵的原因:(正文P25-26，P39-49)

　　1、信息不对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消费者与生产者难以达成互利的市场交易，这主要因为人是理性的，这也是导致科层管理的困境主要原因。

　　2、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外部性是指参加交易人的行为影响第三者，例如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可能取决于其他人的努力水平，随意可能导致卸责。

　　3、市场垄断。市场之所以会一起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正源于他的自由竞争，但是，垄断的出现就会丧失自由竞争性，因此就难以造成高效率。

　　市场失灵使科层产生。科层在原文中为“hierarchy”。韦森博士解释说：“所谓科层是相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它大致类似于组织经济学中的‘厂商’、‘企业’、‘组织’”。在中文中我们理解成企业，总而言之是一种组织。(译者的话P3，导言P16)同市场失灵一样，科层也不是万能的，科层也会失灵，科层也会遭遇它的管理困境。

　　二、科层管理困境

　　所谓管理困境是指个人理性与效率之间的博弈。雇员与雇主之间陷入无限的博弈之中，他们的理性在无限的博弈中渐渐变成本身的自利行为。这种自利行为中，双方都想追求帕累托最优，由于一些其它因素的出现，反而会导致这样就会会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从而效率越来越低。

　　著名的“囚犯困境”会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正文P30-37)

　　女检察官为了破案，将甲乙两人陷入“囚犯困境中。假如甲乙两人为了自身利益，又在不同的房间中被审问(类似于信息不对称)，为了更好的利益只好承认(即使两人是清白的)，但是这正中了女检察官的心意。而且这也不只是存在于学术上，在美国追捕女巫事件中切实发生。

　　康德促进了个人理性思想的发展。亚当•斯密也说明，个人理性是市场经济之所以优越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个人理性陷入无限博弈时，就变成所谓的利己主义，完全的利己主义使得团队精神、企业的管理等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效率问题难以改善。

　　三、科层管理困境的具体表现与分析

　　(一)、集权与分权孰优

　　当利己的行为和讨价还价导致低效率时，科层是一种解决机制。但是，一旦科层的行政权威建立，制度问题仍然存在：谁应该为企业做权威决策?

　　1、集权局限

　　1943年老福特去世后，亨利•福特二世取得企业的完全控制权，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仅仅拥有对一群人的独裁权力是不够的。正如他对助手所说：“很明显，我的知识不足我经营这个地方”。(正文P106)

　　在早期的中世纪管理思想家中，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所设想的领导具有绝对权力，类似一个独裁者。然而，他仍认为，即使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需要得到准确的信息与建议。(正文P109)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解释市场失灵，为设立科层提供了貌似有理的理由。但是，信息不对称不会因为科层的设立而消失。一个人难以得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信息不对称时。因此在科层中，独裁是行不通的，所以下放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2、分权不当。

　　在决策中，如果让每个对结果有影响的人有“任意决断权”，我们就抑或放弃帕累托最优，抑或进入一个无休止循环。

　　科层制企业内部的权力分散或分权能否解决问题?也不一定。正如Miller教授所见，“如果我们在科层中想要任何程度的分权，我们既不能保证稳定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也不能保证有效率的选择是稳定的”。

　　于是，任何科层制企业常常处在集体选择中“Sen吊诡”(Sen Paradox)之中。理论上是如此，在现实中也常常是如此。每一个权力下放的科层一定违反帕累托最优原则、传递性、或者全域，每个可能性带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组织问题。权力下放的科层，其组织设计必然涉及多种不愉快的权衡替代。(正文P122-125)

　　(二)、激励与守诺问题

　　在泰勒看来，计件工资无疑是一个能够提高效率的激励模式，现在仍有许多组织借用这一激励制度来操纵个人偏好，从而提高效率。这之间存在守诺问题：当雇主的激励手段能够守诺时且雇员也守诺，会达到理想状态，但是当雇员不守诺时，难以达到所向目标。(正文P144，P148)

　　在某企业，雇主所定计件工资制的标准为a，管理者往往会发现，雇员往往只比a高一点，即使他们还有充分时间，但是他们却已说笑打发时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雇员凭借以往经验发现，如果他们的工作普遍超过a时，管理者认为他们还有能力超过这一标准所以会把a调为b(b>a),因此雇员们要多工作。雇员与雇主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往往保持理性，彼此不信任。(正文P143-166)

　　(三)、团队卸责

　　正如市场失灵的外部性一样，科层失灵也存在外部性因素。在某个团队，一个人卸责，就会导致整个团队的卸责。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担水河、三个和尚没水喝。(正文P177-181)

　　张五常谈论中国纤夫的事情也证明这个理论：当一个纤夫在卸责时，其他的纤夫理所当然的想到自己也应该卸责。(P81)在了上世纪中国搞人民公社化时也充分反映这个问题。上面的计件工资制的不守诺也会导致团队卸责。

　　四、如何解决科层管理困境

　　总的来说，解决科层管理困境——即科层失灵问题，主要策略要靠“制序”。这是一个新概念，所谓制序就是指在制度管理下的秩序。(译者的话P5-7，导言P6-8，P12-16)此制度并非所谓的规章制度，是一系列的管理模式：包括合作、领导艺术。

　　(一)、合作

　　有人也许会说，团队卸责会导致低效率，难道合作会行的通吗?团队卸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博弈，假如再重复博弈之中，合作就有了可能。(正文P249-270)

　　就再次以纤夫为例，当他们都卸责时，运河上的船还会行驶吗?理性会使得他们再次重新工作起来，而且会更能够提高效率。

　　而且当一个企业能够有自身的企业文化，就会一定程度的提高合作的可能性。一旦公司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凝聚力就会提高，合作的观念就会增强。(正文P271-272)

　　(二)、领导

　　一个恰当的领导者他的作用是强大的。

　　1、守诺。在上面已谈到激励与守诺问题，只有当领导者守诺时，才能尽可能的得到员工的信任。所以才有可能使得两者之间矛盾扩缩小。(正文P296-300)

　　2、交流一个有效率的管理者做好的一件事是加强交流。虽然通过交流无法解决问题。但是会有效的弥补缺陷。(正文P300-306)

　　3、制度约束。中古有句古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稳定的制度约束，使得守诺才尽可能的不被个人理性所影响。(正文P306-315)

　　五、小思总结

　　经过阅读和深思，我发现是无法彻底解决科层失灵问题的。但是我们寻求方法解决科层管理困境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追求效率，虽然难以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提高效率仍然是有效果的，所以这个研究仍是有用的，不然哪会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这充分反映这个课题的价值性。在制序的领导下，进行有秩序的活动，肯定会相对的提高效率的。我相信只要能够合理的管理就有可能避免低效率。

　　第2篇:读书报告范文--《老人与海》

　　古巴老渔民桑地阿哥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这一天碰上了好运气，他捕到了一条特大的马林鱼，他把六盘绳子拧在一起拖鱼都险些把绳子绷断。正当老人高兴地返航时却遇到鲨鱼。鲨鱼不断地袭击那条大鱼，老人一个人在小船上同鲨鱼战斗，用浆打、戳、刺，累得筋疲力尽，鲨鱼还是把这条大鱼能吃的地方都吃掉了。老人拖着硕大的鱼骨架爬回岸边。但老人说：“人可不是造出来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老人的话成了美国文学界“硬汉子”形象的精神的标志。由于《老人与海》这部中篇小说以及其他作品，海明威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论及他的艺术风格时说：“他能把一篇短小的故事反复推敲，悉心剪裁，以极简洁的语言，铸入一个较小的模式，使其既凝练，又精当。这样，人们就能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牢牢地把握它要表达的主题。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老人与海》1952正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转摘自《老人与海》第358、359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这本书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太大了，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过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这篇文章是根据真人真事来写的。

　　老人与海是一本让你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执着的书。老人桑蒂亚戈在与一条大鱼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与毅力，他是一位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八十四天之后钓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马林鱼。鱼非常的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在海上老人与前来抢食的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他还是没能保住鱼。老人最好拖回家的只剩一副光秃秃的鱼骨和一身的伤，但他却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最后被打败了，却没有失败，因为他在抗争时的坚韧已经得到了胜利，他与自己的极限抗争中已经得到了胜利。

　　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放弃。海明威告诉我们一个人遇到挫折时要永远的抗争，永远的拼搏，在不屈的抗争中得到永远的、无形的胜利。

　　老人的身上有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它让他与大海和命运发出了挑战。他的船是旧的，船帆是破烂的，一切都昭示着他以前打鱼并不顺利。但他顽强的精神支撑着他向所有的挫折发出不屈的音符，为他的人生谱写一曲优美壮阔的乐章。他依然坚持着，他不懈地与大海抗争，与命运抗争，与所有的挫折与不如意抗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懈的抗争，跨越时间与生命的抗争!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而你能不能成功就在于你能否把它发挥出来，在与磨难的抗争中发泄出来。文章中好几次都提到了狮子。那不是狮子，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它昭示着老人无晃之王的光辉。有人说老人哪里胜利了?他明明没有带回那条大鱼。但是胜利并不在于是否带回了鱼，而是在他有没有挑战自己的极限。老人成功了，他们到了那条让所有人惊讶的大鱼，至于到底有没有带回来已经不重要了，能打能到这条鱼本事已经是个奇迹了。

　　当我面对着困难时，我会想着成功就在眼前，于是就对克服困难产生了希望，会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走下去，直到成功。生活就是一个一个的困难组成的。老人那永不言败的精神，将引领着我走向成功，走向希望。海明威写这个小说中的种种不如意去抗争，与所有的磨难和不可能抗争。困难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我们心中的畏惧，而老人战胜了心中的畏惧，于是他被万人瞩目，他被赞美，被人们所推崇。海明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因为生活中的种种打击是生活失去热情。要想老人举起鱼叉那样的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阻碍，与风暴抗击。而你也在不断挣扎中成长，变得成熟。我们所受的不如意难道会比老人多吗?老人抗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抗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越过心中的那道障碍，勇敢的面对那些阻碍?请勇敢的直视前方，远处的风暴固然恐怖，但你终究要面对。人生的路上逃避不是办法，只有抗击才能得到成功与快乐。

　　第3篇: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书报告

　　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交织着表现个性和国民性的矛盾运动。他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史观可以用彰显个性和济世载道来加以阐释。

　　关键词：言志与载道 明末文人 周作人 出世 入世

　　一 “言志”和“载道”的辨析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

　　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周作人认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铸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载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1]简言之，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

　　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 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

　　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

　　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

　　(二) 1927—1937年

　　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认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东西———‘道’表现出来。”[3]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挤一切“载道”派的同时，实际上潜意识中已经承认了“载道”对于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于是他开始打破“言志”和“载道”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言志和载道的机械对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载道，载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可见，周作人并不绝对的反对“载道”，只不过“载道”的文学必须以“言志”为前提。

　　(三) 1937—1945年

　　进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出现了表面上的大反扑。周作人竭力地将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义，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传统道路，主张“凡国民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4]他对30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载道”的观点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把文学“直截了当地以诚与不诚分别”[5]。他所“真实”，本于人生、本于心。说这种思想的转变是表面的，是因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不是来自于一个文学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这一时期出任说的“诚”是儒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学的伪职的特殊经历，使他不得不重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求精神上的解脱。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载道”的理论用于他自身文学观的发展与转变的分析，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更为恰当。“言志”和“载道”的斗争是以“载道”为主转变为“言志”为主的过程。由对国家社会民众的积极关注到钻进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象牙塔。最后，周作人将言志所表现的个性与载道所在的济世同归于“诚”，实际是超越了“言志”和“载道”的狭隘束缚，将文学与艺术、人生合而为一，随心所欲不逾矩了。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对周作人的思想变迁有着精确生动的概括，他说：“周先生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

　　二 明末文人与周作人

　　周作人对晚明文学的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们的文章与周作人的人生观存在共鸣。

　　(一) 思想的矛盾性

　　周作人不是没有看到他所欣赏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创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这些矛盾的思想与周作人自身人生观的双重性是同构的。明末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艺术的世界。他们的隐逸是被迫之举。周作人评述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7]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既具有闲适的风韵，又隐含着“亡国之音”的怨愤。周作人在自传中介绍了一个关于自己是老和尚转世的说法。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确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风貌。他就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古代书生，面对着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风范，即使声称要闭门读书，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气质也使他时刻关注着世态炎凉;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释家文化滋养长大的宠儿，因此质朴、单纯、自然的生活态度，闲适、优雅的精神状态也同样是输入到他的潜意识之中。

　　(二) 解决矛盾的途径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选择了相同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学的个性、反对枯燥干瘪的宣扬道统。其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文人的张扬个性，来自于其“入世”不得的无奈，周作人的表现个人似乎更多的与他的性格相关，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周作人对晚明文人的好感几乎是从不掩饰的。追求率真与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摆脱假道学与八股文之后的一种人性的复归。晚明文人“以文自娱”的写作姿态也源自于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种庄子式的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张被周作人视为是新文学的来源。正是人格中散发着的个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为争取精神自由而表现出来的洒脱、自娱的心境;具有那种超脱政治功利而表现出来的满足自我、发泄自我的审美体悟式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和情调，异于秦汉古文、六朝骈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条主线来贯穿的———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与现在所说的西方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同五四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周作人追求的个人主义更近于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即确立真正的自我。对自我价值的过多强调，最终使周作人将济世的情怀理想化了，它们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成为一种“爱好”和“趣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于是释家道家生活态度最终占了上峰。同样的体现自我价值和表现趣味的倾向，使周作人自觉地选择散文，自觉地将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

　　(三) 周作人归于个性的原因

　　周作人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接受了众多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专一的采用一种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主体，而是博采各家。日本评论家本山英雄说，在周作人的思想深处相信“个人”和“人类”之间具有一种无媒介的一贯性，而不肯承认在生活层面上填充着两个极端的人之关系的各个阶段——宗教、乡党乃至民族、国家[9]。他认为个人的也是人类的。文学家对济世的关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毫无意义，既然从个性中可以看到人类，那么只要写个性就可以完成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文学家也就不必因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总之，个性和国民性在周作人看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存在质的差异。

　　三 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

　　(一) 中国人的出世和入世

　　中国人是偏感性的，圆融、中庸的，我们是通过体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那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世和入世两种思想随着时代的此消彼长带来的文学上的出世抒情和入世阐道。冯友兰先生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出世和入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心理模式。

　　(二) 长期以来入世思想的压倒性地位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即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两个体系因为普遍王权的瓦解而导致崩溃，因而引起了“五四”时期，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在潜意识中相信，思想文化的改革是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基础。从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遍王权和思维定势的共同作用导致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具备入世思想的必然性。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真实情况看，历代文人都是在入世不得的情况下转为出世的。中国的文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充当社会导师的热忱。他们是“带着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伟大激情与无比强烈的演说冲动”来到这个世界的。因此，后代文人多以圣贤作为效法的对象，想通过立言来达到教化国民的目的。五四时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的解放个性、宣扬民主科学、传播人道主义等活动，其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通过思想革新改造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 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

　　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章的取材、内容，更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出世的道家、释家思想与入世的儒家思想总是处于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当前者的力量较强时，文人会暂时忽略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政治理想，转而以闲适的心情，行云流水地描写人在自然中的快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在这时，他们开始注重文笔的锤炼，重视文章的辞藻和神韵，用审美的眼光对待文学创作。当后者的力量较强时，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子的雄伟抱负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文章的主体。作者对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写都会以便于阐述自己的政治意图为旨归，行文中处处可见一种潜在或显现的人格力量。文章的审美艺术特质和丰富的情感力量在两种思想的运动中逐渐加以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独有的风格。

　　(四) 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对应关系

　　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儒家思想形成了人们的入世思维，而道家、释家的观点又使人们淡然出世。这种区分只是大致上的，这几种中国传统思想各自有十分复杂的体系，很难绝对的判定何者出世、何者入世。出世和个性，入世和载道的对应主要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角度来分析的。“独善其身”之时所作的文，记录的是日常生活